施坤顺 江旺龙
陈毅生于1901年8月，名世俊，字仲弘，排行第二。他共有兄弟三人，长兄陈世禄，字孟熙，生于1899年10月；弟弟陈世勋，字季让，生于1905年。
陈毅自小与哥哥陈孟熙感情深厚。小时候，陈父离家到重庆去谋生，在盐务局当缮写员。留下母亲带着兄妹几个，搬到成都牛王庙附近，靠父亲每月从重庆捎来的六块大洋，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在这里，陈毅和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一起在牛王庙高等小学（即现在的大田坎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1916年，陈毅考进了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校址在成都包家巷。这所学校收的学费少，是一所传授新知识的新式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并派华工去欧洲参战。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急需劳工。1917年，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号召中国有志青年到法国，以工读方式，学习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民族危机意识不断加深，深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而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好符合了广大青年求知救国的迫切心理。这个运动发起后，很快在全国获得许多青年的激赞。1918年春，在四川省地方名流的倡导下，成都也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贴出了招生广告。
此时在家务农的陈孟熙看到这个广告后，感到重新上学有了希望，赶紧来到甲种工业学校去找陈毅，把消息告诉他，动员他一起去考成都这所学校，以获得去国外求学的机会。这个建议得到陈毅的积极响应。1918年3月，兄弟二人一起考入了地址设在成都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一年，陈孟熙十九岁，而陈毅不足十七岁。留法预备学校因为是由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并赞助的，自己没有校舍，只能就近借设在成都脚板街的志成法政专门学校的校舍上课，并请该校校长张春涛兼任预备学校校长。学校的具体事务由教育长冯一批先生负责，学校招了二百余名学生，成都人占多数，多数是富豪子弟；分为四个班，陈氏弟兄两人分在一个班里。
由于家境贫寒，陈毅兄弟每天早上在家喝一碗麦麸加红苕的稀粥，然后带着母亲为他们做的午饭——麦麸面饼，步行四里多路到脚板街上学。有时中午也在学校附近买一碗小面或两个锅魁来改善生活。如果用母亲偶尔给的几个铜板到皇城坝小店去吃一碗牛肉面，那就是难得的牙祭了。虽然相对于其他富豪子弟，生活境况差，但是陈氏兄弟二人并不气馁，而是相互鼓励，激励一起自觉地学习。有钱人家的子弟，多数是图新鲜，慕出国名誉而进校的。刚进学校时，那些人看不起陈氏兄弟的寒酸。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后，陈氏兄弟很快就以出色的成绩使别人另眼看待了。
1919年春，学习结束了。四川省督军熊克武、四川省长杨沧白宣布，只有结业考试进入前三十名的学生才可以享受省公费赴法留学。结果，考试出来了，陈毅为十三名，陈孟熙为十四名，兄弟双双高中，喜不自胜。考中公费后，按地方风俗，有人用红纸写上录取名次报到家中后，陈母一面为儿子争了光而高兴，一面忍着离别的伤感为两个儿子准备远行的行装。
1919年旧历五月初四，陈氏兄弟和其他留学生经简阳、泸州、重庆，到达上海。八月，在上海登上法国货船“麦浪”号，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孟买，到达法国。初到巴黎，兄弟二人就一边学习法文，一边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不久，二人参加了蔡和森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和法国工人运动，帮助法国工人散发传单，和法国工人手挽手地上街游行并抵抗法国军警的镇压。不久，兄弟二人还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反秘密借款的运动。九月，兄弟二人都被选为留法学生代表，参加了要求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遭法国警察逮捕，被诬蔑为“受第三国际操纵的暴徒”，关押进里昂炮台。十月十日这一天，被捕学生组织了绝食，以示对法帝国主义的抗议。被关押到了第二十一天，法国当局派来大批警察到监狱，宣布法国政府驱逐全体被捕的一百零四名学生代表。法国警察将被捕学生一直押上了火车，开到马赛的码头，又押上一艘“波尔多士号”的船上，交给船上一营法国军队看管，回到国内。
回国后，1922年，陈孟熙考上北京中法大学。但是不久又感到救国无门，毅然辞学，决定找到堂兄陈修和，商量投奔孙中山先生。而这时的陈毅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想动员兄长接受共产主义信仰，但是此时陈孟熙对于初建不久的共产党将来能不能担负起打垮实力强劲的封建军阀的重任，心存疑惑。李大钊得知后，劝说陈毅不要把兄长强留在北京,他让陈毅转告陈孟熙，回去以后可以向已经是早期中共党人的吴玉章先生寻求帮助。
陈孟熙找到陈修和后，他的主张得到赞成。陈修和也是一个抱有“实业救国”爱国热望的热血青年。二人立刻出川去找昔日受业恩师吴玉章。不久，他们就带着吴玉章的亲笔介绍信，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1926年北阀军攻占武汉后，黄埔军校开办武汉分校，陈修和、陈孟熙也同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部队开赴武汉。在他们的安排下，小弟陈季让也考上了黄埔第六期。
几乎是同一时期，受中共之命、赴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陈毅，已转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在租用的民房里，兄弟相聚。陈毅提出中国革命只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有出路，希望两位兄长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孟熙对形势感到悲观，没有应许。
很快，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武汉的汪精卫也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排挤。汪精卫撤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勒令学生提前毕业。毕业后陈孟熙经吴玉章介绍到川军刘存厚部工作。陈毅和手足依依惜别，他再三强调：“为军阀，为蒋介石做事是没有前途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只要我陈毅不死，只要你们不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你们若是想来找我，我陈毅绝对不会辜负手足之情。”
陈孟熙在川军刘存厚部很快显示了比较出色的才能，先后被委任为上校参议兼军官训导队第一梯队队长，南京驻京代表、川峡边防军驻京办少将处长等职。
1929年的夏天。陈孟熙调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上校处长。当过一年多蒋介石待从副官的陈修和已改任龙华上海兵工厂政治部主任。他们二人都深切关心陈毅的下落，经常在报纸上关注红色根据地的消息。
1929年3月下旬，大柏地战斗之后，陈毅带领新编的红四军第一纵队，驻在江西瑞金附近的一个地主家里。地主于两天前就携家眷逃走了。不大的书房里，四壁上糊满了报纸。陈毅很久都没看到过报纸了，他喜出望外，捻亮煤油灯，凑上板壁阅读起来。没想到，居然在1月份的“新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孟熙”。此时的陈孟熙已是刘存厚的少将驻上海的代表。意外得知胞兄的消息，使陈毅感到惊喜。
8月间，中央苏区接到中共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人去上海参加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红四军决定派陈毅去上海，他在厦门侯船去香港转上海时，给陈孟熙发了一封快信，告诉了大致的船期。
8月26日，一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化装成工人的陈毅正准备挤进最杂乱的人流里混下船去，陈孟熙和陈修和一派西装革履，胸佩“淞沪警备司令部”徽章，登上船来。“共匪”陈毅跟着他们顺利通过稽查口，驱车到了福州路的新苏旅馆。陈孟熙已在一层包租着一套房间，让陈“共匪”住里间，陈少将住外间，陈修和虽然回兵工厂，却也常去关照。
事也凑巧，不久堂兄陈世泽、胞弟陈季让也到了上海。于是，五兄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照：陈毅身穿长衫，立在正中；右边是西装笔挺的陈孟熙和陈修和；左边是穿长衫的陈世泽和穿中山装的陈季让。
陈毅在上海待久了，不安全的因素也就增长了。陈季让、陈世泽到上海后，住在汉口路德义原商号。陈季让粗心，把兄弟五人的合影竖在书桌上，有位国民党方面的同乡来访，一眼认出了陈毅，忙问：“陈毅到上海来了？”陈季让忙说：“路过上海，到北方去了。”还有一次，陈毅的老同学周光炜在上海电车里看到在马路上行走的陈毅，就去问陈修和，陈修和硬说周光炜看花了眼。于是，陈毅被转移到法租界一座教堂的后院，在密室里“禁闭”起来。“禁闭”期间，陈毅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完成了党中央交代的任务。
和陈毅分手不久，陈孟熙便进入了陆军大学特别班。未及毕业，抗战爆发，他被派往四川，担任上校团长。1937年冬，他奉命率部出川，和日军作战。他所在的部队与日军在江苏昆山激战，战斗不利后他率部退往安徽芜湖。可是，不久，他突然接到何应钦的命令，将部队交给第十九集团总司令罗卓英，保留他的上校职衔，要他在安徽歙县暂住。
在安徽歙县，他意外遇到军校的同窗、战地服务团团长胡兰畦。听胡兰畦说陈毅在景德镇浮梁县的瑶里，于是通过胡兰畦接通与瑶里的电话联系。
原来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久，陈毅从江西赣南回到南昌，听说在皖浙赣边区景德镇的瑶里周边还保存了35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时，感到十分高兴。他明确指示在景德镇设立“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办事处”，并要求办事处坚决贯彻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早日完成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当皖赣边区党组织负责人准备从南昌返回景德镇瑶里时，陈毅考虑到皖浙赣边军民长期失去与党中央和上级组织的联系，加上国共两党过去积怨太深，怕边区的党员和游击队成员转不过弯来，便决定亲自到皖赣特委驻地景德镇瑶里周边的舍会山，向干部战士宣讲党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政策，指导各路游击队的集中整训。1937年11月下旬，陈毅在皖赣特委负责人的陪同下从南昌经景德镇到达瑶里，在舍会山上召开了皖赣特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精神，研究和部署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的事宜。会后，又召开了全体红军战士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陈毅的报告极大激发了大家的抗日热情，为统一认识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会后陈毅返回南昌，皖赣特委则立即组织和动员各路游击队向景德镇浮梁县的瑶里镇集中，做好整训和改编前的准备工作。
1938年2月初，陈毅得知皖浙赣边各游击队集中整训比较顺利，准备于2月中旬召开大会正式改编时，陈毅决定第二次去景德镇，专程到瑶里指导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此时，在瑶里的陈毅与哥哥陈孟熙联系上了。陈孟熙从安徽歙县坐轿子，带了六七个卫兵来到瑶里。兄弟相见，二人一起同住瑶里镇的敬义堂。兄弟久别重逢，既有家事要说，又有抗战大事要商量，一直说到深夜。
2月10日，集中在瑶里参加改编的全体红军战士以及当地许多群众，在瑶里镇吴家祠堂召开红军改编和抗日誓师大会。会上，陈孟熙站在祠堂的戏台上作了发自肺腑的讲话。他说：“我和陈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过去打了许多年的仗，现在日本鬼子打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不和，家庭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间要团结，国共两党要殊途同归共同抗战，枪口一致对外。”等等。陈毅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目前形势与团结抗日》的报告，兄弟二人的讲话，使台下军民深受鼓舞，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种情形真正体现了国共合作，兄弟情深的深远意蕴。
瑶里改编后，皖浙赣边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2团第3营，下辖7、8、9三个连。部队共有550多人，机枪3挺，步枪200多支，短枪30多支。根据中央指示，组建后的各路新四军战士向安徽的皖南岩寺集中。第3营在皖赣特委负责人的带领下，经过长途跋涉，按时到达集结地域，驻扎在皖南岩寺周边的潜口镇。至此，这支诞生在方志敏创建的闽浙皖赣苏区，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红军游击队，在陈毅兄弟的教诲和指导下，离开根据地奔赴抗日前线。
几天后，陈毅要回南昌。陈孟熙提出随陈毅到南昌。长途奔波劳顿，加上前一段的征战，陈孟熙到了南昌就病倒了，后又转为伤寒，被送进医院。这时，小弟陈季让也从四川赶到了南昌，他特意给几年没见的二哥带来一件行军打仗可以御寒的皮衣。
陈毅稍有空闲，就到医院来探望，和他们谈心。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也和陈毅一起来看望陈孟熙，感叹说：“国共双方中有着骨肉亲缘关系的人不少，但像你们兄弟这样以诚相见、以情相待的却不多。”
听到陈孟熙康复，要回去了，项英坚持为他和陈季让设宴饯行。陈毅向陈孟熙敬酒说：“我送大哥几句肺腑之言，虽然人各有志，但我们在任何时候心里都要有民众，不做有损于民众的事情。抗日不依靠民众，等于没脚的螃蟹寸步难行。”
分手后陈孟熙投考了陆军大学，但是抗战后期陈孟熙不满蒋介石的专制，怀疑国民党能否救国救民，始终犹豫彷徨。他先是辞掉职务，又中途辞学，回到家乡。回川后，同学朋友都为他的黄埔、陆大资历而鸣不平，经好友呼吁奔走，四川省政府才委任他为西昌禁烟专员。然而在国民党时代的禁烟，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真正想要有所作为，是办不到的。陈孟熙谨记二弟的嘱咐，不做有损民众的事情，坚决执行禁烟政策。而西昌地方官匪勾结，使陈孟熙差点丢了性命，只得辞官而去。别人做官挣得盆满钵满，陈孟熙反而落下2000元的债务。辞官行前题下一副对联：八月专员三千债，两袖清风一菩提。横额：乐在苦中。陈毅获悉此事，撰联赠勉：佛不收债鬼，民当敬清贤。横批：乐在苦中。
卸任后，陈孟熙在朋友资助下，在重庆东水门开了一家名叫“晋昌祥”的小旅馆，取义仿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之意。陈孟熙还把父母一起接来，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皖南事变”发生后，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他亟不可待的来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人员把登载有陈毅出任新四军代理军长消息的报纸给他看，全家人才转忧为喜。从此陈孟熙与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成为中共代表团的朋友，经常收到《新华日报》，周恩来经常派秘书去看望他，董必武把陈氏父母接到曾家岩小住，并赠送皮袄和医药费。陈毅临危受命被委以新四军代理军长后，在敌后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期间，他手书下自己几年前的《梅岭三章》第一首“断头今日意如何”，辗转派人送给大哥陈孟熙，以表达自己为民族战斗到底的坚毅决心。
解放战争中，随着内战形势的恶化，白色恐怖遍及城乡，陈孟熙的“晋昌祥”的小旅馆也经营不下去了。1948年底，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这时，在重庆的陈孟熙也失去了以往的安宁，又经了另外一番传奇经历。大量的旧上司、旧同僚及亲朋故友，都知道他上过黄埔军校，两次在陆军大学深造，又是共产党高层人物的胞兄，于是都跑来讨教他对时局的看法，并力劝他再次出山，“保境安民” 。四川当局为了收买人心，维护国民党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通过他的旧日师友同学几番相邀，要他在多事之秋复出，为残局出一点力气。出于多年的人生阅历，以及必要时为国为家做一点贡献的心理动机，陈孟熙重返军旅，重新穿上了军装，先后出任师参谋长、高级参议、师管区少将副司令等职。但是他从未独立指挥过军队，其原因是他所辖部队一非嫡系部队，二非正规编制，而是连杂牌军都不如的师管区。有人冷言相讽，陈孟熙却不以为然，自觉心安理得。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共决战之中的人心向背，而这才是胜利的关键。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三大战役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南。这时，陈孟熙广泛联络川军同仁，12月在四川乐山率部起义。解放后，陈孟熙作为起义将领被安排在上海工作。这时陈毅出任上海市长，兄弟再度聚首，共话祖国建设大计。